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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 und Geld in China – was wir von Chinesen lernen können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中国的幸福与金钱 — 我们可以向中国人学习什么

许多年前我遇到过一群来自泰国曼谷,游历欧洲的裁缝们。在给我量尺寸时他们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是作家,对我的采访对象进行文学素描,询问他们对幸福的感悟。这让他们很惊叹,迫切想知道让德国人感到幸福的是什么。

我说德国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与自我实现有关,跟金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德国人知道金钱不是幸福的使者。我说这些话时,基于当时对我的采访对象以及自我的了解,语气估计很坚定。那群裁缝师傅们则放下了他们的量尺,震惊地看着我,流露出些许的不满甚至是愤怒。“胡说八道”,他们说。先前的惊叹之意了无踪影。在某德国旅馆里的这次际遇我铭记至今。两种文化相遇时,尽管彼此抱着友善的态度,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异。他们对我摇头,我则叹息他们的不理解,然而我当时忽视了一点:我那番论调很可能中伤了他们。一位曼谷的裁缝是得有多大的野心,多大的追求,多么努力或者是在家乡过着多么困苦的生活才能下定决心踏上通往德国的路?

这次相遇之所以有代表性因为它展现了幸福的准则各异,不同的文化赋予其的形式亦不同,而且幸福的解读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恰恰经常忽略这一点,用同一根标杆去丈量不同的维度,后果是自大自负地曲解其他国家。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中国不仅被曲解,而且处在被批判的中心。提到中国时皱皱鼻子会显得很懂时事,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因为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跟那些泰国的裁缝师傅们一样,中国充满了能量,而这个国家之所以能释放它巨大的能力,是因为它的人民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舍己忘我,坚韧无私,而且还有爱国情怀所引导,这与政治批评无关。

关于这一点是好是坏,大家观点可能有分歧。但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然而就像我们不太愿意认可我们邻居漂亮的新车一样,我们也很不情愿称赞这股陌生的新力量,我们甚至还没意识到这股力量的存在。我们更加不知道的是:中国的百万富翁以及亿万富翁们,在他们懒洋洋地坐在霓虹灯下的黑色人造革沙发之前,很多是农民或者普通工人的孩子,成长环境异常艰辛。在这种环境中,你不可能表达自己的心愿,不可能去选择自我实现的方式,也不会接触到阳春白雪的高雅文艺。

自来水对我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在中国的某些地区自来水却还像流体货币一样短缺。因此想要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就必须得辛苦工作努力赚钱。所以大多数中国人会赞同金钱即是幸福这个观点,同时他们会补充说:“起码是幸福的基础,当然健康还是第一位”。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一位成都制图学教授跟我说:“别人有的我们也想有。只是可惜我们发展太快了。”追求上进的迫切摧毁了许多东西。首当其害的是大自然。其次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社会阶层以及地位依然很重要,以至于许多婚姻至今还是父母之命,无关婚姻当事人自己的喜好。还有毛泽东时代遗留的统一思想统一衣着,消灭个体自我的观念依然存残留在人们的心中,这也跟该观念与孔子的理念异曲同工有关。

因此在中国谈到幸福感悟,跟那群泰国裁缝师傅一样,就免不了会提到金钱。起码现在还是如此。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一观点早已在中文的“福”字中得以体现,该字由三部分组成:耕田,口以及事业。先吃饱饭,再说其他。虽然中国人以物质导向的生活理念的缘由各不相同,但总体说来我感觉其根源是实用思维,而不是资本思维。简单说是一种求生的精神。这个国家不是福利国家,人民只有在个体家庭种才能得到庇护。所以他们得抱着对自我负责的态度时刻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正如即使现在二胎政策放开,要不要第二个孩子也是取决于个人账户上的金额,而不是国家政策许可。

而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大多衣食无忧,过得却也不比他们的父辈们轻松。作为独生子女,他们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成绩的压力,成功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开始于小学:全日制学校,周末补习。成功通过高考后,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社会,锻炼心智,而是得直接读大学。父母有经济能力或者是自己申请到奖学金的幸运儿们还可以出国交流一学期。大部分人很早就进入了职场,结婚,生子……没有一刻的停息。随之而来的是对安静,对自然,对隐士生活,对佛学抑或日落的向往。譬如说,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套茶具。这是我在与中国的年轻人对话时的感觉。幸福?自我实现?什么时候?这是什么?近几年中国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当然也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基督教,或者是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寻找精神支柱,想要找到除却金钱以及成绩以外有意义的事情。也能逃脱党派无所不在的控制。

德式意义的“自我概念”在中国人身上最早得五十出头时才得以萌芽。而且是只在那些特别有上进心,因此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所获得的财富能保证未来生活无忧的人身上。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这些人会说“我的幸福生活开始了”。他们会提早退休,终于能放慢了脚步。如果他们还有能力的话就会开始思考,开始感受生活。不过可惜的是到那时“自我概念”已经差不多消耗跆尽了。那些让他们自己个人感到幸福的事情,大部分还是与集体有关。“去做瑜伽。去旅行。”

那位制图学教授也是五十岁出头,在这方面与他的相遇跟与那群泰国裁缝师傅们的相遇同样有代表性。他在谈话开始时就在发抖,双手汗津津的。他的声音很紧张。问到他的梦想,个人心愿,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时,他开始结巴,颤抖着说不出话。“不可以,这不现实”。是他最终反复说出的仅有的几个词。这次不再是我个人的笃定在听他说话,而是羞愧感。这位先生处于这样一种让他难受的状态,使我感觉特别抱歉。

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位不能正面我的问题的受访者,只是最戏剧化的一位。所有的中国人一开始都会肯定说,询问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应该去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却大多只能局限在几句套话上面,很难深入去探讨这个话题。所以幸福可能是一个奢侈的问题:是一个只有生活状态放松,有时间讨论内心生活时才会去提的一个问题。我的翻译曾经说:“我们孩子就是在那儿。没有人抱我们,除非我们生病。所以我们很愿意生病”。先集体后个人的观念数千年来烙印在中国人的思想里,这不是滋养个人情感的土壤,但恰恰是这样集体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所以初到德国社会的中国人可能会有些困惑,因为德国社会个人中心主义非常突出。一位旅居德国几年,汉译德国经典著作的中国女士曾经说,德语中最简单的那句问候“你怎么样?”曾经一度让她很尴尬。“为什么会有人想知道我感觉怎么样?我从来没被问过这个问题,怎么能知道如何去回答呢?”

中式商业之外的满足感
因为德国的生活以及福利制度不再像之前那么健全完善,所以在德国“金钱”也开始作为满意生活的标配重新回归。在我的采访中德国人也经常会提到这一点,虽然他们会觉得很羞愧。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只向钱看。尤其是在中国南部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关商业的巨大的满足感。而且许多富有的中国人也在务实的商业生活之外有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结。他们也会说一些很美很有哲意的话,譬如有一位用传统酿造工艺制作老酒的先生说:“我喜欢我身上的一切。我早上洗脸的时候,会说两次:这水好美。”当问到他是否富有时,他笑了,自诩为“负翁”。他有一家海产品加工企业能赚钱帮助他建立他的那家至今还没有盈利酿酒坊。那是为什么要成立一家无盈利的酒坊呢?“因为这让我感到幸福”,他说着并开心地抖着自己的耳朵。

金钱与幸福,我不想要把它作为衡量价值,而且我希望金钱不等同于幸福。当然,如果认为通过废除金钱人类就能在我们的星球上得以自我实现的话,那也是太过于天真。所以我们可以向中国人学习,对待金钱不太较真却又以金钱为傲。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他们对个人生活负责,不把责任推脱给国家的态度。另一方面,或许中国人可以试着理解我们认为国家应当担负一部分责任的观点,学习我们珍视个体的价值,而且去帮助家庭之外需要帮助的人在德国是国家负责帮助弱势群体。或许这样有一天金钱就不再等同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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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Ha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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